2月16日，装载着来自卡塔尔的430辆平行进口汽车的滚装货船“劳拉”轮缓缓靠泊海口秀英港20号泊位，这是海南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以来停靠的首艘汽车外贸船。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陪同海关、海事、边防登轮查验，对船舶进行检疫，快速高效地完成了船舶联检手续，在7个小时内完成了全部车辆的卸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并没有让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出现失速。

　　同样是在2月16日，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复工人员已达36253人，而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零。2月14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介绍，《意见》立足于更好发挥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金融改革创新引领作用，更好发挥上海在金融对外开放方面的先行先试作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民银行坚持一手抓疫情应对，另一手抓金融改革开放，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取得防控疫情的胜利，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态势。

　　为保障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关改革开放措施依法顺利实施，国务院此前发布《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的通知》，决定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实施《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和《印刷业管理条例》3部行政法规中外商投资的有关规定。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委员会委员徐佳宾告诉记者：“放开外商投资比例限制的行业之前已经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负面清单中提及，此次再度在国务院通知中明确。如取消演出经纪机构的外资股比限制，将文艺表演团体由禁止投资放宽至中方控股;电信业务领域‘上海自贸试验区原有区域(28.8平方公里)试点政策推广至所有自贸试验区执行’等。本次调整的行业集中在服务贸易领域，是较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分析，相关政策出台是配合外商投资法及其相关条例的施行、各个自贸试验区切实简政放权、降低外商准入条件、优化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反映。

　　张建平表示，目前，各自贸试验区的开放主要集中在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和中高端制造业上，这次的法规调整将拓宽服务业的市场准入范围。其中《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的调整则可视为自贸试验区中新的文化产业的开放内容;印刷行业过去是不允许外商独资创办的，此次调整是从国家到地方的管理条例修改，也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中国的电信行业是个巨大的市场，尤其是电信增值服务部分，早就吸引了很多国家的注意，比如在中韩自贸区谈判的过程中，韩方企业就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不过，中方认为当时开放的条件尚不具备，并未作出承诺。此次上海自贸试验区经验的推广可以视为对全球电信行业开放的信号。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现代经济管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洪涛对上海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电信与互联网政策试点相较于区外“一刀切”的政策优势发表观点称：“试验区内的政策相对于区外外商投资增值电信业务具有较大的优势和灵活性，能将区内的政策和区外的政策不同逐渐打破，形成上海自贸试验区政策—其他自贸试验区政策—区外政策三个政策梯度区域，从而形成对外开放的三个层次。电信增值服务具有多种创新性，通过开放政策的实施可以激发创新活力。同时，5G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可以将18个自贸试验区作为向全球推广的桥头堡，从而真正实现上海自贸试验区‘三区一堡’的重要作用，使全球供应链连接得更为紧密。这样，政策推广将引导和带动内地进一步改革开放形成相互联动关系，进一步加强自贸试验区内同类产业的聚集，不同产业联动，形成良好的生态链、生态圈。”

　　在谈到各自贸试验区对该项调整应采取的配合方式时，张建平表示：“各自贸试验区所在地方的人大常委会和政府要配合该政策法规的调整进行本地及自贸试验区的法规配套的修订和完善，以保障在外资扩大对外开放中各项事业依法推进并合理合法合规地进行管理。”

　　对于调整之后的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升级为我国经济带来的机遇，张建平认为，自贸试验区对服务贸易开放的先行先试将有助于降低区外政策落实的成本，我国对外贸易从产品贸易到资本品贸易，再到现在的服务贸易，不断在进行制度上的优化。目前来看，服务贸易逆差依然存在且属于相对薄弱的部分，而此时进行法规调整将有利于强化服务贸易的市场竞争力，发挥外资的鲇鱼效应，激发国内市场的内生动力，满足企业和居民的需要。提升服务贸易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缩小服务贸易逆差，有利于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进而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