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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服务业开放提升空间在哪里? 2019-12-12 文章来源:国际商报

  在全国的开放格局中,北京的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今年1月31日,经国务院批复,北京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来自北京市相关部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北京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82.8%,比试点前提高4.9个百分点;1-10月,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127.6亿美元,占全市的94.8%,占全市比重比2018年提高了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也取得了积极进展。8月,北京聚焦科技、互联网信息、金融、教育、文化旅游、医疗养老、专业服务等重点领域推出190项开放创新举措;11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在北京市暂时调整实施9条开放措施涉及的行政法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为相关措施落地实施提供了法治保障。

  然而,毋庸置疑,随着全国18个自贸试验区的开建以及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逐年缩短,北京在服务业原有的开放优势也在慢慢被拉平。如何为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寻找到进一步提升的方向?在全球服务贸易展望委员会2019年秋季会议的专题讨论环节,众多专家学者坚持问题导向,积极为综合试点工作建言献策。

  北京服务业开放措施和落地项目相对碎片化,聚焦了重点领域,但是政策并不成体系,个别行业形成了一批示范性的项目,但没有形成特定的产业集群,从整体上带动北京经济的发展。对于综合试点工作存在的不足,用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刘梅英的话讲就是,有方向缺体系,有政策缺设计,有效果缺效益。

  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马士基(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彦辞的发言从另一个角度回应了刘梅英的担忧。他透露,今年中国欧盟商会的调查结果显示,71%的外国企业表示感到北京服务业更加开放,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分,但同时却只有3%的企业承认,开放政策对他们的日常经营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推动作用。可见,好的政策和实施之间还有落差,需要有一段时间让政策发挥效果。

  麦肯锡咨询公司全球副董事合伙人、大中华区政府及公共事务核心负责人石俊娜介绍,麦肯锡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贸易、科技和资本三大维度上,中国对世界的依存度一直在下降,但同时,世界对中国的依存度却在上升。全球贸易的重心正在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转移,竞争特点也以创新要素和资源动态转移为特点。这意味着未来在服务贸易竞争当中,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将不断上升。她分享了发展服务贸易应该避开的三个误区:一是服务贸易不应该以线性的、链式的思维发展,服务业的产业链对生态系统的要求更高;二是服务业不能用单体式的发展,只有把平台型机构和资源整合起来,才能在产业迭代能力和经济辐射能力上发挥作用;三是发展服务业不能脱离制造业的发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对外开放研究院院长林桂军也非常赞同以价值链的思维方式推动服务业开放的观点。他表示,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中包含着服务,任何一个产品都需要运输仓储、会计、营销、人力资源、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等服务,开放制造业的时候就要考虑服务业开放,否则制造业走不远。同样,服务业也有自己的全球价值链,例如澳大利亚航空公司的客机维修业务就放在香港、新加坡、菲律宾和日本,其中涉及支付条件、数据传输、地理位置和零部件供应等多个因素。目前我们对服务业价值链的关注很少,但它已经出现雏形。林桂军强调,一定要摒弃以部门为基础的、割断了服务业价值链之间相互联系的开放模式,尽量采取更加综合的方式促进服务业的开放。

  从全球的角度看,北京的服务业处于什么水平?不少嘉宾将关注点放在了人才问题上。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全球合伙人周园通过一系列数据分析认为,北京服务业占比结构较好,目前,北京服务业占GDP比重达80%。其中,包括金融商服、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和文化创新在内的四大高端服务业占GDP比重达47%,占比超过了伦敦和纽约。不过,北京服务业产业效率还有待提升,例如设计产业,北京的人均增加值就落后伦敦甚至上海。周园认为,服务贸易的核心是人,高端的国际化人才是服务贸易的直接参与者和最终的消费者,“北京本身就是中国顶尖人才的聚集中心,但在国际人才吸引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她介绍,从数据来看,北京常住外籍人口的占比在2017年为0.6%,而伦敦和纽约为近40%,此外,留学生在顶尖高校的占比也较低。在吸引国际人才方面北京要着重着手,北京应以高端人才特别是国际人才导入为核心,匹配其诉求的宜居生活环境与高效营商环境,进一步塑造城市魅力。她认为,北京发展服务贸易,就是要进一步引入全方面的国际创新要素,通过更透明的法制、更低的准入门槛创造更多的要素自由流动空间,包括贸易的自由、投资的自由、资金的自由、物流的自由、数字经济的自由、人员进出的自由。同样,麦肯锡咨询公司的石俊娜也认为,放大服务业价值两点最关键,一是人才和资本的集聚和自由流通,北京在吸引高端人才和国际化人才上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二是打造符合国际标准的营商环境,这要求政府从原本的管控型向服务型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