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疫情”时期，随着美国大兴保护主义之风，中国—中东欧（17+1）合作或将成为欧亚合作的新亮点。

“我们要看到疫情暴发以来某种程度上去全球化的趋势，尤其体现在产业链、供应链的中断方面。这个中断一个方面是因隔离措施造成的自然阻断，另一个方面是由发达国家主动要求某些核心产业回流引起的。”6月22日，在以视频方式举行的中国—中东欧经贸投资合作论坛上，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表示，未来，全球产业链布局将转为以大国为核心的区域性布局，比如预计欧洲将以德国为核心进行产业链区域化布局。

自2012年启动以来，中国—中东欧合作成为中欧经贸合作的新增长点。外交部中国一中东欧国家合作事务特别代表霍玉珍在会上指出，8年来，中国与中东欧的贸易增长已经超过了50%，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也从合作初期的30亿美元增长到了126亿美元。匈塞铁路、比雷埃夫斯港、佩列沙茨跨海大桥等一大批合作项目为促进东道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理事长吴白乙在前述论坛上表示，过去8年，17+1（即“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中国与中东欧17国领导人会晤机制）合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整个中国对欧交流中，17+1板块体积虽小，但增量非常显著；未来，需要格外重视它的地位。

“疫情改变了这个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下，17+1的合作尤为重要。”吴白乙认为，未来，欧洲在中国对外关系的格局中的地位更加凸显，17+1合作有望发挥助推器、平衡器的作用，还有很多潜力可挖。

与此同时，17+1合作也面临挑战。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欧亚研究室主任崔宏伟认为，受疫情影响，未来欧盟国家可能会将全球产业链的一部分逐步转入中东欧地区，以强化欧洲地区的产业链分工，这无疑将进一步加大中国企业在中东欧市场的竞争压力。另外，随着欧洲保护主义思潮的抬头，17+1合作机制也将遭遇更多来自欧盟的政治压力。

疫情下的17+1合作

今年以来，中东欧国家也遭受了疫情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蔓延后，中国政府、企业及民间组织向中东欧国家以各种方式提供了大批医疗防疫物资，中欧班列和中国航班也不停地向欧洲国家运送防疫物资。中国还向塞尔维亚派出了医疗队。

霍玉珍指出，中东欧国家的抗疫表现比很多西欧国家好得多，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也相对较小。在17个中东欧国家中，14个国家今年的GDP降幅预计将小于欧盟的平均降幅（7.4%），其中，预计塞尔维亚和波兰的经济表现将更为优秀。“这为下一阶段中国企业在该地区开展经贸合作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也表明该地区具有拓展各领域合作的巨大潜力。”

当前，“17+1”合作依然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霍玉珍表示，疫情虽然拉开了社交的距离，但“17+1”框架下的各项活动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此前，6月16日在北京举行“17+1”中小企业复工复产信息交流和洽谈会上，共有300家中外企业参加，共签订了近70项各类合作协议。

中国还为中东欧的病毒检测工作提供了帮助。深圳华大集团向塞尔维亚捐赠了两个新冠病毒检测实验室，向希腊捐赠了核酸检测实验室的核心仪器。华大集团国际区域副总裁熊韬说：“两个实验室每天的检测量合计能达到3000份，大概占塞尔维亚总检测量的三分之一到一半。”

不仅如此，“17+1”合作有望增加新内容，开拓新领域。“疫情对中东欧国家的经济产生了影响，但也让各国在卫生健康领域加大了投入，这将有助于各国加快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熊韬说，“对于在生物卫生医药领域的中国企业来说，这应该是难得的利好。”

霍玉珍指出，疫情对医疗卫生体系，特别是对医药生产加工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加速了5G技术、大数据应用、数字经济、云计算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另外，联合国、欧盟和中国早就表示要着重发展的绿色环保产业也有望提速。企业应该善于抓住这些新机遇。

“比如，斯洛伐克对于发展区块链兴趣浓厚，立陶宛在金融科技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一些中东欧国家在疫情暴发以后，在新冠疫苗的研发、纳米医用口罩的生产以及新材料的创造等方面都展示出了不错的实力。”霍玉珍表示，中国企业应该密切追踪中东欧的新的产业动态，结合自身的优势释放双方合作的新动能。

中国进出口银行一带一路金融研究院（上海）主任杜希江表示，在疫情之下，虽然17+1经贸投资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明显增加，但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没有改变。在疫情暴发之后，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匈牙利财政部签订了匈塞铁路匈牙利段贷款协议，这将进一步推动匈塞铁路的整体连通和中欧贸易国际通道的形成。

工程行业是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行业之一。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下称中国能建）副总经理邓建华坦言，疫情对中国能建在东欧地区的业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包括：人员交流暂停，资源调配受限，维护成本增加，项目数量有所减少。

邓建华表示，防疫和复工中体现了企业的实力和能力，企业应在做好防御的前提下，加大项目开工力度，积极推进在建项目，同时，继续寻求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机遇。“疫情暴发以来，欧盟出台了很多史无前例的经济刺激计划。我们也要抓住机遇，与合作伙伴一起把相关支持政策用好用足。”

中资对外投资时需加强多方合作

近年来，欧盟全面收紧外资审查政策，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导致外资投资门槛显著上升。业界分析预计，接下来，欧盟可能会变得更加谨慎，这对于已经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来说，也将构成一定影响。

“近一段时间，美国、欧盟不断地加大外资审查力度，大幅降低非欧盟企业收购本地公司的股份比例上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有拓展中东欧合作的新思路。”外交部中国一中东欧国家合作事务特别代表霍玉珍说。

面对日趋严苛的外资审查，霍玉珍说，中国企业应该通过灵活巧妙的策略来实现投资目的，合法地规避相关投资限制。她指出，“应该在三方合作和多方合作方面下功夫，争取让其他国家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项目。”

中方已经在三方合作方面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比如，佩列沙茨跨海大桥项目已经成为中国、克罗地亚、欧盟开展三方市场合作的典范项目。工程造价约4.2亿欧元，其中85%由欧盟基金承担。霍玉珍说，这是中国企业从技术层面走出去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在黑山莫祖拉风电项目中，上海电力（马耳他）控股有限公司和马耳他能源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国际可再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同英国Vestigo基金公司、中国远景能源联合设立合资公司，形成了四方合作。

另外，位于约旦的阿塔拉特油页岩电站项目中，由广东粤电集团、马来西亚杨忠礼电力公司、爱沙尼亚Enefit电力公司共同投资。该项目是中方在约旦的最大投融资项目和约旦迄今为止最大的私营部门投资项目，也是爱沙尼亚之外世界最大的油页岩发电项目。这也是一个四方合作项目。

“只要我们能够充分有效地把握良好的发展势头，同时找到非常好的切入点，进入中东欧市场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她说，“有些事情我们应该是多做少说，避免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崔宏伟也赞同推动17+1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想法。其指出，很多欧盟国家的经济部门和企业对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有很大兴趣。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签署了加强第三方市场投融资合作谅解备忘录，为中欧企业在包括中东欧市场在内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创造了条件。

“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德国、荷兰等西欧国家在中东欧市场上开展第三方合作，以促进中东欧和西欧形成比较紧密的供应链关系，从而确保17+1合作的可持续性。”崔宏伟指出，中国跟德国、荷兰等西欧国家的经贸投资关系非常密切，而不少中东欧国家是德国全球生产力和价值链的一部分，所以三方合作的潜力是巨大的。

在工具方面，崔宏伟建议，中国企业应该利用好中欧共同投资基金和中欧互联互通平台。“这对中国企业在欧洲的项目选择、项目管理和项目融资会有很大帮助，可以增加一个融资的渠道。”

把17+1置于中欧关系的总体框架中

“我们应该相信，中东欧的发展同中国的资金、产业密不可分。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17+1合作不能与老欧洲分离，特别是德国。”黄仁伟指出，如何让德国在17+1合作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这是关乎17+1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认为，当前的中国和中东欧的关系，与八年前相比有些变化，这与来自外部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三个影响因素是欧盟、美国和俄罗斯。

在种种影响因素下，如何开拓中东欧合作？冯仲平认为，首先，尽管存在干扰因素，但中东欧还是愿意同中国开展合作，我们应该继续扩大双方的合作领域。第二，要坚持把17+1置于中欧关系的总体框架中。第三，通过加强对欧合作来改善整个中美欧的战略环境，营造更好的外部空间。

“未来，可能会出现产业链的亚洲化或者亚欧化。”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一带一路”与上海研究中心秘书长王玉柱说，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布局时越来越重视产业链的稳定性，而非仅仅考虑供应链的效率和成本，疫情将进一步加强这一趋势。

“中东欧是一个重要的成长市场，与中国隔着广阔的中亚，这些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最早关注的一个经济空间。中东欧的另一头是西欧，这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合作者。” 王玉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