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线下音乐活动受到影响，众多演唱会纷纷转为线上直播。这促进数字音乐迅速发展的同时，也让音乐平台间的竞争达到高潮。专家认为，数字音乐的高速发展亟需音乐版权管理的有效支撑。

　　中国音乐著作权管理机制来到“十字路口”

　　中国音乐版权管理主要通过集体管理制度实现。面对实际发展需要，目前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面临一定困境。

　　中国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发展较晚。1992年，中国成立了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下称“音著协”)，主要是管理词曲著作权；2005年，又成立了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下称“音集协”)，主要是管理音像节目的著作权和相关权利。

　　但业内专家表示，目前两个协会在音乐版权管理上存在维权能力较弱、版权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的问题。据音著协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协会会员总数达到9413(包括公司及自然人)。但美国单非营利组织会员人数就是中国的百余倍。

　　“音著协在市场普及认知度不够，音著协要有更多的推广，让更多音乐词曲作者知道有音著协存在。”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副教授张丰艳表示，中国超过60%的作者没有版权公司替他维权，只有11.31%的音乐人是音著协会员。

　　在中央财经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陶看来，目前中国对音乐版权的保护，与欧美相比还处于调整期，数字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缺乏专门性立法，可能会对网络平台、词曲作者权利人、本土唱片公司三方造成影响。

　　目前中国缺乏能够统合著作权和邻接权的一站式授权机制。李陶认为，中国尚没有合理的外部监督机制、专门性的费率协商和异议机制，版权费率高低主要靠市场调节和驱动，可能会造成费用分配失衡，特别是中国唱片公司和海外唱片公司分配失衡，导致网络音乐平台没有钱支付给词曲作者。

　　中国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未来之路”

　　针对中国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张丰艳认为，应在中国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引入竞争机制，制度约束或引入竞争能够提高集体管理组织的公信力。根据欧洲的经验，竞争机制可以避免许可费和管理费垄断，使得收费更加合理。同时，竞争机制还能使得许可内容、许可模式、许可效率和音乐人福利优化。

　　中国社科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则表示，应通过互联网新基建、区块链和平台建设降低数字音乐著作权维权成本。

　　具体来看，刘晓春认为，音乐作品要先在平台确权，对音乐版权登记制度进行改革，通过技术比对、过滤明确创作者；建设授权平台，通过技术方式实现授权信息公示，如使用方式和范围的标价等；在事后维权方面，集体管理组织可以提供作品库或者技术管理工具，进行互联网调查取证和诉讼。

　　针对目前音乐版权许可费费率太低的情况，李陶认为，应通过集体管理的费率协商、异议进行程序上的保障。利用好既有制度设计，把下游使用者的费率诉求缓慢降下来，促进著作权管理组织为了词曲作者的利益把费率提上去，促进形成良性的国内在线音乐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