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潘英丽教授

编者按：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潘英丽教授携新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在演讲开始，她首先抛出了关于未来宏观经济形势的十大判断。

随后潘英丽教授发表了题为“内外压力下的增长动能转换与改革逻辑”的演讲，从外部压力（中美贸易争端与全球化进入调整期）、内部压力（结构失衡与风险积累）、经济增长的动能切换与产业发展、经济转型与市场导向的改革逻辑这四个方面分别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并发表的鲜明独到的观点。以下为主要的演讲内容。

40年增长回顾：中国传统增长模式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首先我这用一张PPT作为序，最近我们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我把40年的增长率拉出来，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传统增长模式其实并没有太大变化。

所谓传统增长模式，加入WTO前是政府主导、投资拉动、产能过剩、关停并转。加入WTO后：政府主导、投资拉动、产能过剩、出口释放。变化的只有最后的四个字。

从增长速度当中可以看到我们的改革举措。加入WTO之前最长的一个加速增长期就是1981年到1984年，连续3年加速增长，这是农业土地制度的变革导致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激发了农业生产力充分释放。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经济快速升温，股票市场的泡沫和海南房地产投资泡沫。

1994年个重要改革年。朱镕基启动了财政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以前是中央集权，我们说中国是政治集权和经济集权。1994年之后，中国已是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组合了，地方政府有了重大而独立的经济利益，这种体制被国际学者称为“经济联邦主义”。

1994年非常重要，除了财政体制改革还推进了人民币汇率并轨的改革，官方汇率当年贬值57%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接轨。三是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为中央银行确定了维护物价稳定的重要职能。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党中央召开十五大，提出了国有资本的战略调整，从竞争性行业退出的改革思路，从1997年开始，我们开始了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程。2003年，郎咸平挑起了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国有资产转让被叫停。国有企业民营化是很重要的，就业岗位包括经济增长动力从国企转到民营企业。还有一点是朱镕基当时启动了基础设施建设。这为加入WTO之后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加入WTO为什么很重要？因为中国经济是政府主导、投资拉动。投资拉动具有双重性，短期内是对生产资料、资本品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但是投资完成后形成新产能，导致产能严重过剩。所以我们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相当于饮鸩止渴，用未来更大的过剩产能消化现有的过剩产能。加入WTO，出口市场的开发，使得中国投资接动型增长模式的潜能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2001年以后出现了连续7年的经济加速增长。2007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14.9%，今天想想，我们已经再也不可能见到了。今年可能是6.6%，也可能是6.5%。增长速度还会下行，会走到哪里？我后面再给大家解释。

中国因为海外市场释放，使得我们的产能扩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实际上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我们应对经济结构做重大调整，但是为了保增长，我们推出了“4万亿”，地方政府可能是20多万亿的基建投资就下去了，基建一定是拉动重工业继续扩张，先是消费产业，后来就是重工业出现严重过剩，现在去产能变得非常困难。

中国本世纪以来的高速增长有两个重要特点。

一个是过度依赖外部市场，二是过度依赖债务杠杆。这两个依赖带来大问题，当外部市场萎缩或不再向你开放，不再为你的扩张提供空间的时候，我们的债务就会陷入麻烦。当你的产品卖不出去的时候，负债率过高，现金流就出问题，还本付息就出问题了。这就是我们债务支撑的经济增长现在面临外部市场萎缩和债务违约的双重困难。

一、外部压力：全球化进入调整期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源起与影响   

为什么中美出现贸易争端？中国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去年我们的GDP总量达到美国63%，学者们总结历史经验说，老二的GDP达到老大的60%，一定会挨打，这个时候老大要压制你，等到80%的时候就压不住了，等达到120%时候国际地位就会发生更替。所以中国经济总量上来后受到美国打压也不难理解。

二是中美经济关系从互补走向直接竞争。

上图显示四个大国的出口占全球市场的份额。美国一直是占13%-14%。1985年美国和日本开打贸易战，重心是汽车，日本车卖到美国，把美国三大汽车公司打败，但是美国的汽车零配件日本不让进，所以要打贸易战。当时日本的出口份额只有美国的2/3就打起来了，这是因为直接竞争。

再看中国，自从中国加入WTO，美国的市场份额快速下降，中国大幅度上升。2012年，我们的出口份额超过了美国。虽然说有大大小小的贸易摩擦，但是真正大规模的贸易争端是2018年刚刚开始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美国对中国还是很“容忍”的，到现在才跟你打，为什么？因为中国出口的是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美国出口的是高科技制成品和农产品，两者完全是互补的，是实现双赢的。他希望你能纳入到他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去。

三美国感觉国际地位受到威胁。这里包括2010年开始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成立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等等。

美国的原因我归纳为两点，这两点也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刻背景。

一是美国陷入了“全球化陷阱”，这使得它产生了过度敏感和集体焦虑。“全球化陷阱”是什么意思呢？全球化的好处都是民间资本获取的，全球化的成本都是由联邦政府代表国家来承担，这是国家与跨国集团间的利益冲突，造成财政难以为继和社会分裂加剧。而且到目前还没有找到化解的办法。

第二个原因，美国家庭财富结构显示，贫富加剧分化带来日益增长的民粹主义压力。贫富两极分化是特朗普上台的社会基础，也是欧美民粹主义兴起的和大背景。

最后我总结一下美方的战略诉求。

1.中国成为美国未来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竞争是全方位的，全球性的。

2.对华战略需要重新定位，需要寻求新的范式。到底是对抗还是竞合，要看看两国是不是有大智慧来处理好两国关系。

3.未来5-10年是中美战略竞争关键期。12月1日中美两国首脑碰头，它是一个“逗号”，而不是“句号”，而且贸易摩擦也不是全部，所以这只是一个“逗号”而不是“句号”。

（二）全球化进入调整期

1.劳动、资本技术、自然资源和制度四大生产要素存在地区分布的失衡。

全球人口未来的地区分布是，未来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也就占10%-12%，中国或者印度一国的人口超过全部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未来发展中亚洲加上撒哈拉以南非洲，占全球70%的人口，50%在亚洲，20%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资本、技术高度积累的主要是欧美，中国是中低端的资本技术，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资本品和技术我们有优势。

制度方面，我们推进“一带一路”的时候，强调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应该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但是在考虑投资环境时需要对制度和文化做出区分，因为它作为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反作用是不同的，有的具有抑制效应，有的具有促进作用。如果一种制度是抑制生产力发展的，比如不保护私有产权，比如社会政治动荡不定，我们不作区分就去投资很容易陷入困境，这是很大的问题。好的制度实际上是其他三种要素有效组合的粘合剂和催化剂。

未来全球生产要素的组合就两种模式，一种是通过移民，劳动力丰富的年轻国家，劳动力流到资本富裕的国家去。现在来看，移民没有出路，移民包括难民的流入带来的文化冲突、社会冲突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欧洲已经深受其害。所以未来默克尔下台恐怕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此，未来生产要素的组合仍然是跨国投资主导的，也就是来自欧美和中国的对外投资仍然是全球生产要素组合的主导模式。但是对外投资存在的共同挑战就是文明冲突。所以在如何控制东道国国家风险方面，无论是日本、欧美还是中国都有共同的利益。

2.发展水平与消费水平的全球失衡。

G-7国家1999年人口全球占比11.5%,消费占比高达67%，2016年人口占比下降到10.24%，消费则降至境51%，减少16个百分点。

未来20年，发达国家人口小幅度下降，消费占比大幅度下降，仍然是一个非常确定的趋势。可以看到欧美的人口老化和市场萎缩是一个大趋势。

新兴市场是有潜力的，但是受制于广义的制度瓶颈。这里我们列出了人口在1亿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全球人口在1亿以上的国家只有13个，这里有11个，再加上美国和日本。这里我称之为“C+2”的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三国人口接近全球的40%。中国消费比例从2002年的3.34%，现在增加到10.69%，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都增长了1倍，可以看到这些国家的市场是有潜力的。但是新兴市场国家仍然会有一些风险。

中国作为大进大出制造大国面临诸多挑战：

 1）制造工厂这个角色背弃了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历史上是有必要的，对之前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做出贡献，但是我们继续扮演制造工厂是背弃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的，为什么？污染留在了本土，产品海外促销，还要补贴外国消费者。

2）空心化压力：成本上升，关税打压，产业链外移。

3）受制于人，大宗商品、高端技术都受制于人，本土企业缺乏竞争力。

4）对外投资与输出过剩产能，我们会面临东道国国家风险以及西方的批评。这方面有五大理论，债权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输出过剩产能、地缘政治扩张等等诸多批评。

 5）大进大出的模式还会面临美元体系的风险。

中国对吸引外资很有竞争力，但是我们的企业没有竞争力，这是我们的一大矛盾。德意志银行张智威用“总销售差额”来看中国企业没有竞争力。他不是用国家地域范围来划分，而是以中资和美资企业来划分。结果发现中资企业在对方市场的销售与美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销售相比是逆差，我们对美国的很多贸易顺差实际上是美资企业在中国创造再返销到美国的。

而我们国家的竞争力在于廉价而勤奋的劳动力、潜在大市场、基础设施与配套能力强、政局稳定。可以这样说，我们如能有效保护私有产权、实施公平竞争游戏规则、市场机制健全，中国依然是全球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场所。但是我们本土企业没有竞争力，中国缺乏好企业。

二、内部压力：结构失衡与风险积累

国内很大的问题是内部的结构失衡和风险积累。

这张图大家可以重点关注，因为我们的金融扭曲，我们的资金融通70%-80%通过银行中介。银行通过抵押品把资金给到了重资产行业，制造业、房地产、基础设施有抵押的。这些领域借助杠杆和负债出现了过度的扩张，严重过剩。所以在这张图当中上半部分银行和传统行业，就是“冰冷的领域”，产能过剩严重，未来要需要通过重组、淘汰和收缩。 

下半部分我们需要通过股票市场的发展，实现创新驱动，新兴产业的发展；高科技、现代农业、轻资产行业如消费服务业、文化产业等等，这一块未来会红火。

我说的“冰火两重天”就是传统过剩行业和未来的新兴行业，有14亿老百姓需求支持的这些产业将有很大成长空间。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下面属于“不充分”的，上面是属于“过剩”的，经济结构存在严重不平衡。

中国未来10-15年都会存在冰火两重天，“冰”的部分会收缩，“火”的部分会做大，经济平衡的速度取决于我们改革的进程。

现在出口这台发动机几乎“熄火”，房地产动能也衰竭了。这是中国经济之前的两大发动机，所以问题是很严重的。

接下来产能严重过剩，我们的产能体量到底有多大呢？2012年的时候根据模型推算的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是略高于6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也相近，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的过剩产能接近40%，什么原因呢？2009年4万亿铁公基项目下去后，重工业产能扩张，导致过剩产能在2012年进一步增加。

产能过剩带来的问题就是债务风险积累，这张表是我主持的一个论文集中王戴黎做的研究。他用企业的偿债成本（当年需还的本金和利益）跟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做比较。息税折旧摊销前收益，我们称之为可支配收入。偿债成本与可支配收入的比例2015年是最高的，国有企业已经达到了123%，那么还本付息数额已经达到了收入的123%，怎么没有出现违约？假设本金不要偿还，利息支付比例就下降到43%。

我们再看一下李迅雷支持的一项研究，他们的数字和我们的数字在时间上是吻合的，2015年新增的社会融资总额当中60%是用来付利息了，现在又要上来了，又快达到60%了。我们每年的新增融资总额当中60%用来付利息，假如说再加上一定百分比来付本金，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的资金融通在干吗，主要是给高负债企业续命的，这是我们讲的风险。如果销售没有改善，借新还旧导致债务雪球越滚越大，最终会出大问题。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中，之前基础设施投资一直维持在20%左右，经济增长实际上是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保”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基建投资有雪崩的味道，出现大幅度下滑，今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5.4%，基建是3.3%，制造业是8.7%，增长1.9个百分点，房地产剔除土地购置费连续7个月负增长，消费实际增速也是下行的，9月份只有6.4%的增速，所以你可以看到消费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出现比较大的下滑。

三、经济增长的动能切换与产业发展

1、淡化GDP增速、强化结构与质量意识

我们接下来要淡化GDP增长，强化结构优化和质量的意识。我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GDP增长没有大周期，我可以说新周期理论已经打脸了，没有L型，更没有林毅夫说的还有20年8%增速的可能性。我给的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种长期趋缓的态势。

那么为什么增速长期趋缓呢？一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可能会重构，部分撤离中国，这种影响3-5年后会显现出现。二是传统产业要去产能，也就是说它应该是负增长的，它是结构重组，其实不应该再有规模扩张了。消费服务业未来有很大上升空间，但是消费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低于制造业的。

我们来看一下日本， 1960年来经济增长是有两个下台阶的变化，70年代上半期潜在增速从9%-10%下降到5%的平台，然后在90年代上半期再下到1%-2%的平台。前者发生在工业就业人数占比见顶回落之时，后者发生在15-64岁的人口占比见顶并持续回落的阶段。

中国目前处在什么阶段呢？中国从就业结构角度看，我们处在日本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阶段。虽然当时日本工业的就业占比超过35%，中国目前仅为30%左右，但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大约为日本的10倍，日本当时还处在生产全球化的孕育期，中国目前已处在全球化调整期，可以预见中国工业的就业比重大概率已经见顶，未来工业部门可能不再增加就业岗位，甚至会释放剩余劳动力。

从人口老龄化趋势看，中国现在处在日本90年代第二个下台阶的时段。

统合产业和人口结构变化特征，你会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下台阶是一个相对确定的趋势，但是中国不会像日本那样大幅度振荡。日本60年代未和70年代上半期发生两次经济危机，增速度大幅度下滑10多个百分点。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不能容忍如此大幅度波动的。发展是硬道理，能否稳定增长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的调整不会以非常激烈的方式进行。另外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就是增量改革，通过增量发展解决存量问题，这是大国经济的一大优势。

因此，中国经济有一个长期的软着陆过程，从高点慢慢下滑，我的判断是经济增速以后每年减0.1到0.2个百分点，当然也不排除某年往上翘一下，然后再往下走，这样我们可能会花10年时间走到潜在增速的下一个5%的平台，时间大概是2026-2028年。因此，我的基本判断是没有L型，没有大周期，没有大幅调整，中国经济有一个长期趋缓的大趋势。

2经济转型方向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这一段写的非常好，但是这只是纸面上的，要落实在行动中，要有相应的制度提供保障。

3消费结构的未来变化决定产业的未来发展

未来往哪里发展？这张图是兴业银行鲁政委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讨论了中国未来消费结构变化，借鉴了美国的以往的相关数据。在美国80余年消费结构数据变化图上，他们添加了两条垂直线，一条表明中国全国消费结构目前相当于美国1960年代中期水平。另一条表示上海消费结构相当于美国80年代中期。

我又画第三条垂直线，表示未来20年，中国会达到美国1995年的结构。也就是会用20年时间走完美国30年的消费结构变化路途。因为信息化时代和全球化趋势，社会发展存在速度递增趋势，我们的消费结构变化会更快。未来20年我们的非耐用消费品会下降10-15个百分点，服务消费会和增加10-15个百分点，耐用消费品则基本稳定。

再来看一下服务消费内部结构及其成长空间。消费大类的成长性排序是,服务消费大于耐用品消费，耐用品消费大于非耐用消费。这是指成长性，成长空间的排序，因为我们的人均收入还要提高，所以非耐用品消费仍会增长。

服务消费的成长空间排序，保健排第一，无论是老人小孩都需要健康，人们的保健意识已大幅度提升；医疗排第二，老龄化意味着对医疗的更多需求，然后是养老护理、金融保险、教育和文化娱乐。

从热点先后排序来看，顺序是保健、旅游、医疗、教育培训、保险、财富管理和养老。

未来消费服务业发展瓶颈要突破。一是市场准入限制，二是行业规范、权利与责任界定机制要健全。三是技术要加强，目前我们的药企销售费用占收入30%-40%，研发投入很多不超过5%。三是人力资本不足，从业者技能与职业操守需要有全国性的职业资格培训和管理。四是市场有效需求难以释放，这就是用工制度、休假制度要调整。

未来的就业市场也是冰火两重天，这是李开复讨论的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两张图。我还要加上一个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的影响。这两种影响会导致劳动市场冰火两重天，总体来说失业问题会越来越严重。600万农民工回乡创业说得很好听，其实就是城里没有工作了，回家去吧，怎么创业是他个人的事了。就业压力一定会上升。中国有庞大的农村，是劳动力的蓄水池，城市繁荣的时候，大量劳动力来补充你的不足，城市萧条的时候，他们大量回到农村。未来我们会发现制造业这一块已经不能再吸收新增就业岗位了，农村还继续释放剩余劳动力，制造业也要释放剩余劳动，未来只能在消费服务业创造新增就业岗位，但是这中间转岗培训需要花大力气。

因此我个人理解，养老护理、医疗护理等等人员都是缺的，消费服务业当中需要的劳动力是有很多技术要求的，也有很大的需求。

四、经济转型与市场导向的改革逻辑

（一）改革逻辑

1.经济转型取决于金融转型。

为什么呢？资金是社会稀缺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金融仍然是政府主导的，这一点，金融转型决定了你经济是否可以转型。比如说股票市场能否扩大？注册制是发行的市场化，那么注册制能不能成功取决于你的法律制度。在股票市场上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防范商业欺诈，而且主要是防范上市公司的欺诈，就看你能不能引入刑事责任？谁欺诈就抓起来，企业摘牌。假如没有这样严厉的司法和执法制度，最后科创板又是“一地鸡毛”。

2.金融转型取决于政府职能的转型与企业组织的有效性。我们说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这句话对吗？这句话很不准确，地方政府搞一个没有前景的开发区算不算实体经济？银行要不要支持它？所以你说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这句话是很模糊的，金融要有效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但是金融服务社会经济发展要有一个载体，这个载体是什么？是有效率的企业组织。政府征税有一个载体，90%的税收是从企业身上征的，正是因为它是税收载体，所以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搞了很多的企业，然后又要保护落后，不能让它破产，那么产能自然就多出来了。这样一来搞得我们的金融业出现资产荒，大家在金融领域自娱自乐，大企业也跑到金融领域搞金融控股公司，也来玩金融。什么意思呢？实体经济不赚钱，因为你产能那么过剩怎么能赚钱？缺乏有效率的企业，或者说有效率企业组织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没有服务载体，这就麻烦了。

3.政府职能的转换。因此现在需要什么呢？金融和财政要分家，这取决于政府职能的转换，政府的职能转换是什么？要从行政管制，主导经济，转到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市场秩序。核心就是保护私有产权，防范商业欺诈，这两点要并重。

（二）财政改革和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建设。

1.淡化货币，强化财政在结构转型中的作用。

我认为货币总量仍然保持中性，另外要发展政策性金融，不要搞什么“股票市场要为扶贫服务”。你还是要有一块政策性金融发挥作用。政策性金融可以结构性下调利率。

人民币汇率仍然坚持基本稳定，保7仍然有必要。为什么保7仍然有必要？我们研究东南亚金融危机，其实货币崩溃的国家很少不是跨国投机者冲击的。对中国而言，绝对不是外资冲击你的汇率，而是中国的老百姓心里不踏实，缺乏信心。所以你的政策千万不能引起老百姓的恐慌。“8·11”就是把老百姓的货币贬值恐慌唤醒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汇率绝对不是一个自由浮动的问题。首先国内金融领域、企业领域不能搞坑蒙拐骗。保护私有产权，防范商业欺诈的营商环境做好了，金融市场才有可能是健全的，你有了健全金融市场才可能资本账户开放，你的汇率才可能是稳定的。所以汇率是要管的。

2.强化财政功能。要减税，辅以减机构、减员、去行政管理。

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调整，人头上的公共服务责任应由中央政府承担。包括刚刚讲到的再就业培训，都要中央以政府采购的方式发放不可交易、不可转让的实名制教育券，然后由下岗工人，农民工，按照市场的需求和个人偏好、个人的能力把这个“选票”投给某一种技能培训企业，促进培训产业发展，老百姓拿“选票”投，这个市场是有序竞争的。

政府应该发行长期国债，促进国债市场扩容，采购教育培训，促进就业转岗。地方政府发债，实际上省政府等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以先发债，通过市场约束机制来限制政府的投资，这个主要用来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释放低端家庭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

3.完善市场环境和秩序，促进有效率企业组织成长。构建独立的司法和执法体系。我最近给市政府提了一个建议，就是在上海新片区搞独立的司法、执法特区。我们之前提出金融专业法院，现在建议在新片区搞一个法律特区，由香港、伦敦和上海三家合作来搞。切实保护私有产权和知识产权，从保护落后转向优胜劣汰。股票市场要在破产法的基础上引入集体诉讼。

4.转变政府立场，从亲企业转向亲民众，重社会公平与正义。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在政绩评价体系和考核制度上推进改革，淡化GDP，强化公共服务指标，同时有没有可能引入第三方名义调查和支持率统计。

（三）、银行结构改革。

1.财富管理方面。在加强财富管理过程当中引入生活顾问服务，这是零售这部分，把生活顾问的职能引入进来。在对公业务方面，未来应该重点为消费服务业企业提供支持，银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的贷款是要有抵押品的，它的贷款大部分是支持新建项目，一定导致重资产行业进一步扩张。因此未来要精准发力，要看准消费服务业去支持。

2.我们不仅给企业提供资金的融通，还要给它提供一揽子现代服务的支持。也就是我刚刚讲到的，一个是融资（资金），一个是融智（智力支持），给他人力资本和社会关系方面的支持，帮助他们成长。

 (四)、土地和股票市场发展。

1.农村废弃宅基地有没有可能建立网上交易系统，重点是保护弱势农民工家庭长期利益。可以释放农民工家庭消费，并刺激向往田园生活的城市居民投资。

2.健全股票市场。政府需要从重融资转向重投资。家庭财富增值以及消费需求的满足与企业的有效投资、有效供给形成良性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老龄化家庭是靠财富增值来支持消费的，我们购买的消费品、消费服务帮助企业成长，它的利润、市值增加了，我的财富又增值了，然后再支持我们对它的产品和服务的购买支持企业发展，形成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

3.资金融通需要关注产业、企业和公司治理。产业方面，我只认可大消费，这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投资理念，就是14亿老百姓愿意掏钱的，这就值得投资。我刚刚说的良性循环，消费、投资、生产和财富增值，这4个变量，财富增值、消费增长、企业发展，老百姓财富又增值，这个只有在大消费行业才可以形成这样有序的发展。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政府又一窝蜂去搞什么技术开发，当然技术肯定要开发，你要在重点领域突破，但是不要所有地方政府都去搞技术开发，那又是“一地鸡毛”。技术开发也是要支持未来14亿老百姓需求的，比如说生物医药方面，这和老百姓的需求息息相关，以“以人为本”的理念引导产业的发展和技术的开发，这一点很重要。

企业方面，和行业相比，领先企业的界定更加重要，为什么？因为就是在夕阳产业，领先企业仍有巨大发展空间。比如说房地产，他们说房地产进入“白银时代”，我说没有“白银时代”了，“白银时代”已经被你的“黄金时代”占用了，接下来是“破铜时代”。但是，在“破铜时代”，房地产业有30多万家房地产商，未来会有一个大洗牌过程，所以领先的房地产商市场占有率仍会大幅度上升。这个走过来的案例就是家用电器，90年代有2.2万家，现在估计不会超过200家。也就是说家用电器企业已经淘汰了99.9%，剩下的千分之一的企业做到全球最大的企业，行业领先企业未来成长空间依然很大，现金流很好，成长性很好，有效益，这样的行业领先企业仍然值得关注。

公司治理方面，以前我们的公司治理理论很狭窄，以前我们强调的是委托代理关系，就是高管跟股东的关系，内部人是不是会损害股东利益。现在中国根本不是这个事，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大股东和小股东的关系。公司治理理论有新的发展，要处理五大关系：公司高管与股东的关系，高管与员工的关系，本企业和上下游企业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对企业的考察看三观是否正，并不是说一定要有党委，关键是管理层三观是不是正，眼界是否宽广，内部是否有凝聚力和协同效应，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家国情怀或社会责任感。如果说管理层三观不正又没有家国情怀就会坑蒙拐骗。

我现在对股市的基本看法是股市等待信心的恢复，形成产业支撑的结构化行情，未来没有普涨的大牛市，因为随着对投机的打压，散户逐渐退出，市场越来越理性，产业的冰火两重天，产业支持的股市一定是结构化行情。

市场是有效的，中国股市表现这么差，但是它仍然是有效的。我们把过去10年、20年的月K线拉出来，你会发现重资产央企都是向下走的，大消费、民营企业，比如国旅、恒瑞都是长期上升的态势。长期来看，市场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无论是美元的长期走势还是产业的长期走势，甚至是好企业的长期走势都是确定的，我们不要被短期的、混乱的信息迷住了自己的眼睛，其实长期来看，很多的事情都是确定的。

本文转自陆家嘴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