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圆桌

　　霍建国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商务部研究院原院长

　　梁 明 商务部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所所长

　　高凌云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刘 英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排名不分先后）

   2019年，面对明显上升的国内外风险挑战，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商务部会同各部门、各地方坚决贯彻稳外贸工作部署，完善政策措施，稳步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外贸逆势增长，圆满完成了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稳中提质目标任务。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商务改革发展形势更加严峻复杂。在此背景下，中国外贸发展面临哪些风险和挑战？如何在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商务改革发展的同时，稳住外贸基本盘，推动商务高质量发展？对此，本报记者近日邀请了四位业内专家进行了解析。

　　1、您如何评价2019年以来实施的稳外贸举措及其成效？

　　霍建国：2019年中国面临复杂的国际经贸形势变化，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加深，全球贸易摩擦频发，以美国为首的单边主义横行，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这些都对我国外贸和外资增长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六稳”工作要求，商务部将稳外贸、稳外资和促消费列为全年工作的重点，并对外贸企业提出了提质增效的总体要求。2019年年中，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发展的文件，提出了20多条支持外贸稳定发展的具体措施，在此促进下，2019年全年我国进出口实现了正增长。

　　总结这些政策的效果，其中几项的作用非常明显。一是减税降费政策对缓解外贸企业困难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政策倾斜作用更为明显。因为民营企业在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已超过50%，其中中小企业又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二是出口信贷的增加和出口退税流程的加快对缓解出口企业资金紧张的状况发挥了积极作用。多数外贸企业的困难仍体现在资金短缺方面，不少中小企业由于缺少抵押物而难以获得贷款，造成出口备货困难，影响出口订单。三是贸易便利化措施提高了通关效率。去年国务院坚持推动放管服改革，通关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异地报关得到了有效解决，二次报关方法逐步普及，不仅降低了企业的运输成本，而且节约了企业的码头仓储成本；四是在政策支持下跨境电商发展进一步提速，为扩大出口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在总体出口增长困难的情况下，跨境电商进出口一直保持较高增幅，为稳出口作出了积极贡献。

　　梁明：2019年以来实施的稳外贸举措取得了卓越成效。从年度数据看，2019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额创下了历史新高，出口额近2.5万亿美元，进口达到近2.1万亿美元，比2018年稍有下降。从占世界货物贸易的份额来看，2019年，我国货物出口额占世界货物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18年的12.8%上升到2019年的13.2%，增加了0.4个百分点；货物进口额占世界的比重与2018年持平，均为10.8%这一历史最高水平。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外贸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六稳”和“六保”的政策措施。在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之下专设了外资外贸协调机制以及国际物流工作专班，帮助外贸企业解决在复工复产以及国际物流运输中的各类问题。在稳外贸方面，出台了出口退税、出口信用保险、出口信贷等方面的专项政策以及促进加工贸易稳定发展和支持企业出口转内销的相关政策。

　　目前，这些政策都在持续发挥作用，成效显著。中国经济率先走出疫情，复工率达到近95%。一旦国外疫情得以控制，外部需求开始复苏，在国内政策的配合下，中国外贸有“V形反转”的能力和实力。中国企业如果抓住机遇，可以进一步扩大其全球市场份额。

　　高凌云：2019年以来，逆全球化本就愈演愈烈，再叠加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带来巨大冲击，也导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明显增多。

　　我国及时出台的多项“稳外贸”政策措施，着力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既包括通过降税降费切实减少企业的硬成本，也包括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减少企业的软成本；二是加强国际合作，继续学习世界、不断融入世界。

　　从近期的外贸数据看，这些政策是对路子的，效果非常好。例如，从规模上看，4月份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24966.3亿元人民币，仅比去年同期下降0.7%，环比还上升了2.0%。从结构上看，我国进出口贸易方式、贸易主体、贸易产业的结构性转型等都在持续优化，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也在不断涌现和发展。

　　刘英：2019年以来实施的稳外贸举措取得了积极成效。从数据上看，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今年4月我国出口仍实现了同比8.2%的大幅增长，不仅是今年疫情以来首次出口转正，也是全球范围难得的正增长。特别是前4个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实现正增长。这在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是来之不易、难能可贵的。这也表明，从党中央、国务院到商务部等各部委的稳外贸政策起到了稳定外贸基本盘的重要作用。

　　2、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使我国外贸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积极防控疫情、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为全球的疫情防控和民生保障提供了有效支撑。您如何看待未来全球供应链的发展趋向，以及中国在其中的角色定位？

　　霍建国：疫情影响下，中国对外贸易受到严重的冲击和影响，且这种负面影响仍将持续较长时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球经济增长将大幅萎缩，外部需求的萎缩势必对我国出口造成负面影响；二是受贸易保护主义持续上升的影响，我国出口将面临重重困难，特别是美国鼓吹的脱钩论和价值链重构的潜在威胁虽在短期内难以见效，但如应对不当，对中长期贸易发展造成一定影响，需进一步做好稳外资相关工作；三是中美贸易摩擦短期内仍难以缓解，甚至不排除出现反复的可能，将严重影响我国对美出口。在以上三个不利条件存在的情况下，今年我国出口将持续面临困难局面。

　　在上诉三大矛盾中，影响最深远的是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调整和重构。尽管从经济发展规律看，美国政客们鼓吹的脱钩和撤资是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但不排除美国会引用《国防生产法》或“无限追溯”机制等法律手段逼迫在华美资高科技企业撤离，但大规模撤资是不可能发生的，更关键的还是取决于我国投资环境的吸引力。

　　我们应努力改变三个环境以对冲外资撤离的可能：一是要努力创造良好的生产环境，通过减税降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二是打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通过落实新的外商投资法，加快营造公平法治的营商环境；三是维系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签署RCEP、促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加强和改善同欧盟的经贸合作关系，形成有利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空间，以此来稳定跨国公司在华的生产和经营。

　　梁明：疫情改变不了中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节点地位，中国供应链系统的“强度”“韧性”“弹性”“引力”都不会因疫情发生变化。

　　中国之所以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节点，依托的是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广阔的内需市场、丰富的优质劳动力供应、显著提升的营商环境、高效的国家治理体系等综合优势，这些优势在短期内难以被完全替代。全世界需要中国企业做一级（直接）供应商的公司至少有5.1万家，需要中国企业做二级供应商（供应商的供应商）的公司超过500万家。

　　中国供应链的粘性足够强，跨国公司想要完全摆脱中国，重新配置和重塑全球供应链的难度极大。多数跨国公司不会轻易将供应链撤出中国，对他们来说，较为可行的方案是调整全球产业布局，以中国为中心，同时加速在更多国家、地区新建产能，分散配置生产中心，形成中国＋X的全球布局方案。中国依然是这条链条的主角，其他国家和地区则是辅助和补充。

　　高凌云：新冠肺炎疫情使西方国家加深了对部分医疗行业本土化的认知，部分国家的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贸易保护主义者等借题发挥，并使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引导、鼓励和强迫部分或全部生产链，要么返回本国，要么迁至可以被信任或能够被控制，或者他们认为的文化或价值观相近的国家或地区。

　　但长期来看，这种操作根本不具有可持续性。各国政府通常会在突发事件后强化短板的发展，增加相关应急物资和设备的生产和储备，但如长时间未再出现类似事件，前期发展又会造成大量资产的长期闲置、浪费甚至负担，后期不得不逐渐减缓、暂停甚至停止相关应急物资和设备的生产与储备，短板行业发展又会回到从前。我们可以称此现象为“寒号鸟效应”，这和诸如手机、日用消费品等大量商品的供应链多样化不是同一个问题。

　　事实上，疫情期间更是拓展国际合作空间的有利时机。我国进出口展现出来的韧性和取得的成绩，在赢得口碑和经验的同时，更赢得了以我国为中心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重构机会。因为到底是将生产放在安全、产业完备的地方，还是放在风险程度不同、产业完备程度不同的多个地方更安全？答案不言自明。

　　刘英：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供应链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全球供应链的稳定连贯受到严重影响。而打造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则成为G20贸易部长们的共识。

　　作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和发动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处于核心地位，这也是由中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制造业第一大国所决定的。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疫情全球肆虐的背景下，中国正在为全球战“疫”提供关键医疗用品等重要物资，正在通过扩大开放、稳外贸稳外资等政策，提升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与效率。受疫情冲击，短期内，供应链面临各种挑战，从长远来看，维护与打造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需要各国共同努力。

　　3、结合当前的外贸发展形势，您认为下一阶段，稳住外贸基本盘还需要注意哪些风险点，对应还可从哪些政策角度精准着力？

　　霍建国：稳住外贸基本盘，关键是保持出口的稳定增长，这涉及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保持出口竞争力的稳步提升，不仅是产品竞争力，还要注意提高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和经营能力；二是稳定外部市场环境。从当前市场格局看，稳定中欧经贸关系仍属关键一环，欧盟对我国的态度合作面仍大于竞争面，要不失时机地做好欧盟的工作，拓展同欧盟的合作空间，以对冲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局面。

　　总的来看，今年稳外贸稳外资任务十分艰巨，应多方动员形成合力才可见效。首先，要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实施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政策，要积极研究论证企业所得税的减免可能，从源头上减轻企业负担，支持制造业轻装上阵，为外贸企业扩大出口提供坚实基础；其次，要考虑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的可能，特别是针对大量中间品进口关税的下调十分重要，这不仅有利于扩大出口，而且有利于稳定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地位；再次，要全面贯彻落实新的外资法，全力打造公平法制的营商环境，确保外商投资企业在华的业务发展；最后，要积极拓展对外合作新空间，创造条件争取早日签署RCEP，积极推动中日韩自贸协定的谈判进程，或争取同日本签署双边自贸协定，力争稳定东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基础。此外，还要不失时机地推动同欧盟的经贸合作关系，拓展国际合作空间，打破美国企图同我国经济脱钩、孤立我国的战略意图。

　　梁明：外贸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外部市场需求。当前，我国外贸企业复工复产状态良好，外贸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国际疫情导致的订单不足，而不是开工不足。当前疫情在欧美有高位筑顶的趋势，亚洲国家已进入平台期，欧美部分国家已开始逐步复工复产。但第三波疫情有继续扩散升级的态势，疫情的全球防控前景仍不乐观。

　　当前及下一阶段，稳住外贸基本盘的主要风险点将仍然集中在外部需求不足导致的外贸企业订单不足上。对此，我们要指导企业应对危机，引导企业抢抓机遇，协助企业保住产能，帮助企业稳住市场，支持企业创新商品，保障企业物流需求。其核心是保住外贸企业的产能，保障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不要出现有了外部需求，没了产能的情况。

　　高凌云：目前能看到的风险其实还是不少。比如，在疫情防控方面，我国面临的“外部输入、内部反弹”的风险仍然存在。在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各国纷纷降息并重启QE的行为，一方面会导致人民币被动升值，另一方面还会导致国际游资加速流入我国实体经济的部分行业进行炒作。在中美经贸关系方面，美国政府置国际外交和经贸准则于不顾，继续反复无常、极限施压，激化中美经贸摩擦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此外，出于打压中国技术进步和遏制中国转型升级的战略目的，部分国家对我国发展所需的关键设备、技术等“卡脖子”的情况也可能愈演愈烈。

　　稳妥应对风险，根本上还是要坚持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地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另外，还需要做好减负、外协、导链等工作。

　　减负：全球各主要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的举措必然会增加贸易成本。要开展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以增强企业应对冲击的信心和能力。企业更好地生存下去，稳就业自然就有了着力点。

　　外协：我们要承担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进一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抗疫援助力度；基于我们的防疫经验，提供符合受援国家国情的疫情防控参考方案，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导链：我国有市场，有部分在国际上领跑的技术，既可以依托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主导形成市场驱动型全球产业链，也可以依托整体科技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主导形成生产驱动型全球产业链。

　　刘英：稳住外贸基本盘有几大风险点需要防控：一是疫情在全球的不确定性对我国外贸的冲击和影响；二是由于海外受到疫情的持续冲击，我国外贸有可能还会面临外需不足，进而导致订单减少或取消的风险；三是疫情冲击可能会带来供应链中断或断裂等风险，供应链中的部分企业恢复供应有困难，会导致整个供应链出现问题；四是美国大选年可能加剧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和逆全球化带来的冲击。

　　稳外贸政策需要精准施策、多措并举，帮助外贸企业活下来、发展好、提质增效。主要有四点：

　　一是加大已有稳外贸政策的落实，丰富优化财税金融支持外贸的政策工具箱。加大对外贸企业的财税金融精准支持，保持有竞争力、有市场前景的外贸企业的现金流与融资支持，落实减税降费等政策。发挥政策性金融支持作用，在出口退税、出口信保、贸易便利化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展出口信用保险，为外贸企业保驾护航。完善“结算＋交易＋融资”全口径跨境金融和跨境供应链金融等多元化服务。梳理产业链，提供全方位精准金融服务，做深做细供应链金融和产业链金融。

　　二是多措并举稳外贸，稳定全球供应链。多元化拓展外贸渠道，促进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往来。稳固供应链，加强供应链的开放、稳定与高效。精准帮扶外贸供应链企业，通过为核心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支持，延伸至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营商环境，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三是发展数字贸易，扩大跨境电商和市场采购模式，支持外贸平台建设。疫情下，要发展好跨境电商综试区，稳步推进外贸外资发展。鼓励发展数字贸易与跨境电商以及市场采购，鼓励企业多元化建立完善国际营销网络，优化国际市场布局。完善合作机制，畅通贸易渠道，发挥国内园区与境外经贸合作园、产业园对接和互联互通。

　　四是打造平台，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建设好开放平台，打造好自贸区，加快稳外贸稳外资。要加快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和RCEP中日韩等自贸协议签订与推进，商签高标准自贸协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的经贸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