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及全球蔓延给我国“稳存量、促增量”的外资工作带来较大挑战，当前要善于化“危”为“机”，努力争取在疫情背景下“稳外资”工作的主动。

疫情对我国稳外资形成一定冲击，主要表现在：一是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制约了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标准普尔全球评级预计，全球经济恐惊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疫情让多数跨国企业选择减少资本支出并推迟新投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将进一步下降。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今年全球FDI将下降30%-40%，仅为2007年的45%左右，这意味着我国利用外资面临全球直接投资供给大幅萎缩的严峻环境。二是外需市场萎缩对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对华投资形成压力。中美贸易摩擦以来，我国出口的外部环境不断恶化。疫情的全球蔓延又导致全球流动性受阻，外需市场明显萎缩，除疫情防控等特定领域外，我国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面临的环境将进一步恶化。三是疫情引发的我国内需市场疲软导致市场型外资企业对华投资悲观。穆迪预测，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降至3.5%，再创历史新低。1-2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3.7%。疫情将导致相关外资企业在短期内延迟、减少甚至取消对华投资。四是疫情短期对我国利用外资的负面影响已显现，2月份下降25.6%。疫情对外资的负面影响已显现，预计今年我国利用外资会有较大降幅。五是对餐饮住宿等传统服务领域外资冲击明显。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显示，疫情将导致2020年消费服务企业平均利润下调24%，其中航空运输下调116%、酒店餐饮及娱乐下调41%；汽车和能源行业分别下降47%和208%。全球范围内消费服务、汽车以及能源等领域直接投资供给明显下降。疫情对我国交通运输、住宿餐饮、房地产、批发零售等外资主导的传统服务领域造成重大冲击，汽车制造及能源行业受供应链断裂的影响和油价冲击，外资形势也不容乐观。

目前，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国内生产和消费也在逐渐恢复，而国外疫情还处于上升期和快速发展期，因此我国很可能成为外资的避险地。

与此同时，疫情发生也给部分领域利用外资带来新机遇。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于疫情中暴露出的我国处于短板的服务领域，如医疗健康、研发（包括医疗研发）、信息服务、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等，我国应会加大力度推进发展，给外资更多机会；二是疫情阻碍了人员流动，依托互联网等数字服务领域以及新技术带来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如线上文化娱乐、线上购物、线上教育培训等都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三是与疫情物资生产相关的制造领域，如口罩、呼吸机、医药以及相关的电力、智能制造等。

中长期看，我国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如稳定的宏观经济增长、巨大的中高端消费市场等并未因疫情而出现量的减少或质的降低。相反，我国重新审视政府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能力的不足，围绕“放管服”，简化及优化政府审批程序，加强“一对一”的服务，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同时，疫情催生了新业态和新模式，我国不断放开市场准入，完善营商环境，为稳外资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稳外资工作，可从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做好利用外资下降的预期和准备。各级政府应系统分析外资下降将对全国及地方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和问题，如对就业、投资、税收、进出口、产业发展等的负面影响，做好措施储备并适时出台托底政策。

二是全面调研外资企业困难并解决实际问题。全面评估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不同区域外资企业由于疫情产生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加大政策精准支持力度，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对中小外资企业尤其是冲击力度大如消费服务类领域的中小企业进行救助式支持，以防出现大规模倒闭。对大中型外资建立“一对一”服务机制，及时有效解决企业面临的各类难题。各级政府还应从根本上树立企业优先、企业为主的意识，以服务企业为出发点来优化、简化或取消政府审批的各类程序和流程，建立更加透明、稳定及可预期的监管环境。

三是修炼内功营造良好制度环境。依托《外商投资法》的实施，全面梳理我国现有与开放有关的法律法规及行业规章制度，推动系统废改立工作，为下一阶段引资营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四是做好进一步开放措施储备。各级政府要努力创造后疫情时代的开放新红利，包括持续储备一批自贸试验区开放政策、自由贸易港开放政策，继续搭建更多各具特色的开放发展平台，为我国中长期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的经贸规则，释放更大改革开放红利做好准备。